监管者叛变，SEC官员为隐私呐喊。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TechFlow 深潮，作者：Liam，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在加密货币的世界里，政府的监管通常被视为隐私技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然而在8月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委员海斯特·皮尔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了一场引人注目的演讲，她引用了密码朋克宣言，公开批评美国金融监控体系，并为零知识证明、去中心化网络等隐私技术发声。

这位被称为“加密妈妈”的监管者，罕见地站在被监管者一方，甚至比许多加密极客更为激进。

这是一场监管者的觉醒。

花生酱与西瓜：监管者的觉醒

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演讲中，海斯特·皮尔斯给在场观众带来了震惊。

演讲的标题为《花生酱与西瓜：数字时代的金融隐私》，乍一听似乎是分享美食，实则是一场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猛烈攻讦。

她开场讲述了一个家庭故事：她的祖父不喜欢吃西瓜，常常在西瓜上涂一层厚厚的花生酱以便下咽。这个奇特的组合在夏季的野餐时总能吸引孩子们的目光。多年后，当电话接线员给祖父接听电话时，竟然问道：“您是那位在西瓜上抹花生酱的皮尔斯先生吗？”

原来，那位接线员就是昔日的围观小孩之一。

皮尔斯并不在意西瓜与花生酱的搭配，她所强调的是接线员这一即将被技术淘汰的职业。后来的自动交换系统使人们可以直接拨号沟通，无需人工中介，并且更加重要的是，不再有人可以偷听你的私人电话。

本应是金融监管坚定捍卫者的海斯特·皮尔斯，毕业于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曾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工作多年，2018年被特朗普任命为SEC委员。

由于她对加密货币的友好态度，业内人士给了她“加密妈妈”的外号。然而，在此次演讲中，她彻底撕下了温和的面具，直言不讳。

“我们不能指望政府、企业或其他大型冷漠组织出于善意为我们提供隐私保护。”

这句话引自埃里克·休斯1993年写的《密码朋克宣言》，一个技术无政府主义者的作品。政府官员引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来批评政府，场面可谓奇特。

但皮尔斯并不止于此。

她接着说：“在法律因设计缺陷或不足无法保护我们的地方，技术或许可以。”

这听起来与典型公务员的表态截然不同，更像是为技术革命战斗。

金融监控的“大锤”理论

皮尔斯的真正炮火指向了现有的金融监控体系。

她严厉批评了“第三方理论”，这一法律概念允许执法部门在没有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取你交给银行的信息。身为政府雇员，她直言不讳地抨击自己单位滥用这套理论。

她指出：“第三方理论是该国金融监控的重要支柱。”她揭露了一个荒谬现象：银行可以用加密技术保护客户数据不被盗取，但根据第三方理论，客户对加密数据的隐私权仍然无效。换句话说，银行可以保护你的数据不被小偷偷走，然而政府却能够随时查看。

接下来，皮尔斯将矛头对准《银行保密法》。这部与时俱进的法律近60年未修改，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反洗钱程序，实际上是让银行成为政府的线人。

根据数据，预计2024财年将有32.4万家金融机构向政府提交超过2500万份交易报告，其中包括470万份“可疑活动报告”和2050万份“货币交易报告”。

“《银行保密法》把美国金融机构变成了事实上的执法调查员，”皮尔斯毫不客气地表示。政府营造了一种“宁可错杀一千，也不可放过一个”的环境，鼓励银行上报任何可疑交易，从而导致海量无用信息淹没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更令人震惊的是，皮尔斯甚至对自己的单位进行批评。

SEC的综合审计追踪（CAT）系统监控股票和期权市场的每一笔交易，从下单到成交全程监控。她和同事们形容这一系统为“反乌托邦监控国家的产物”。这一系统不仅烧钱到2022年底已花费5.18亿美元，且尚未建成，几乎是预算的八倍，重要的是，它使成千上万的SEC员工和私人机构人员能够随时查看任何人的交易记录，而无需任何犯罪嫌疑。

如果设想一下，FBI探员公开批评窃听法，或税务官员为逃税辩护，那么皮尔斯的立场显然是与体制对立的。

技术的希望

既然法律无法提供保护，皮尔斯将希望寄托于技术。

她为一系列隐私保护技术公开表态：零知识证明（ZK）、智能合约、公共区块链以及去中心化物理基础设施网络（DePIN）。如果你是加密行业的内行，对这些概念一定并不陌生。

这些技术的关键在于绕过传统中介。

零知识证明能够让你在不泄露其他任何信息的情况下证明自己的身份或年龄；隐私混合器可以掩盖你的收入、捐款和消费记录；而去中心化网络则完全排除了中心化服务商。某些区块链自带隐私功能，像当年的私人电话线一样保护敏感信息。

不仅如此，皮尔斯甚至传达了休斯在《宣言》中所暗示的激进观点：必须允许这些技术自由发展，“即便有人会利用它们做坏事。”

从一位政府监管者口中说出这些话，分外有力。

她还提及历史教训。1990年代，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试图将强加密技术控制在自己手中。然而，互联网的发展需要加密技术，许多坚定的密码学家发起了抵抗，最终说服政府允许公众自由使用加密技术。

PGP软件的开发者菲尔·齐默曼就是其中的英雄之一。

正是由于这些人的努力，我们今天才能够安全地进行电子邮件交流、网上银行转账和网上购物。皮尔斯将隐私保护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她引用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的名言：“当政府的目的是善意的时候，我们必须最警惕地保护自由。”

她呼吁政府保障公众的能力，“不仅能够私下交流，还能私下转移价值，正如在《第四修正条款》制定时代人们使用现金交易一样。”

“人的尊严在于她能够决定向谁透露自己的信息。”

她强调道，“美国人民和政府都应积极保护人们的私人生活及使用隐私技术的权利。”

演讲的时机恰逢Tornado Cash联合创始人Roman Storm受审，而该案件正是政府打击隐私技术的一个典型例子。皮尔斯明确表示：“开源隐私软件的开发者不该对他人如何使用他们的代码负责。”

更加激进的立场

有趣的是，皮尔斯与休斯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更为激进。

休斯在《宣言》中提到：“如果双方进行交易，每一方都会记得这次互动。每一方都可以谈论自己的记忆，谁能阻止呢？”这实际上是在为第三方理论辩护，既然你将信息提供给银行，银行自然可以告知政府。

但皮尔斯正是攻击这项理论，认为即使信息在第三方手中，个人仍然应该拥有隐私控制权。

这种分歧颇具趣味，休斯作为技术无政府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了现实的残酷；而皮尔斯作为体制内人士，却要求对隐私的保护彻底和全面。

在笔者看来，这似乎可以称为“皈依者的狂热”，犹如信仰基督教的韩国教徒，更加热衷于向全世界传播他们的信仰。

当然，作为监管者，皮尔斯比谁都清楚现有系统的问题，经过多年的监管经验，她意识到真正的保护或许并非来自更加严格的监管，而是来自技术本身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然而，观念的转变并不容易。

休斯曾说过：“要让隐私成为常识，它必须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皮尔斯也承认这一挑战。每当她批评金融监控时，总有人表示：“我又没有做坏事，政府监控大家抓捕坏人有什么不好？”她引用隐私学者丹尼尔·索洛夫的话反驳道：“这种‘我没有什么可隐瞒’的论调代表了一种狭隘的隐私观念，它故意忽视了政府监控项目可能带来的其他问题。”

三十多年前，休斯写道：“我们密码朋克寻求你们的问题和关切，希望能与你们对话。”

而三十年后，皮尔斯的演讲正是对此呼应。

相比之下，皮尔斯的身份矛盾，正是这场演讲最吸引人的地方：一位监管者为被监管的技术发声，一名政府官员引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来批评政府政策，传统金融体系的守护者站在去中心化革命一边。

如果休斯今天还在，听到皮尔斯的演讲，或许会感到欣慰，并说：“你是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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