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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 SEC 官员彻底放开了

SEC官员反叛立场,高呼维护隐私权。

一位 SEC 官员彻底放开了

监管者叛变,SEC官员为隐私呐喊。

一个 SEC 官员不装了分析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TechFlow 深潮,作者:Liam,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在加密货币的世界中,政府监管通常被视为隐私技术发展的最大障碍。

然而,在8月4日,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委员海斯特·皮尔斯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表了一场震惊的演讲,她引用了密码朋克宣言,公开批评美国金融监控体系,并倡导零知识证明、去中心化网络等隐私技术。

这位被称为“加密妈妈”的监管者,罕见地站在了被监管方一边,甚至比许多加密极客更加激进。

这标志着监管者的觉醒。

花生酱与西瓜,一个监管者的觉醒

8月4日,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美国SEC委员海斯特·皮尔斯发表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演讲,题为《花生酱与西瓜:数字时代的金融隐私》,乍一看似乎是美食的分享,实际上却是一场对现有金融监管体系的猛烈攻击。

皮尔斯的开场故事讲述了她的祖父如何因为讨厌西瓜而在上面涂抹花生酱,结果吸引了很多邻居小孩的关注。多年后,电话接线员甚至问过她祖父:“您是那位在西瓜上涂花生酱的皮尔斯先生吗?”

原来,这位接线员正是当年围观的小孩之一。

皮尔斯并不关注这种古怪的搭配,而是强调电话接线员这一即将被技术淘汰的职业。后来的自动交换系统让人们可以直接拨号,不再需要中介,更重要的是,这样可以阻止邻居偷听私人电话。

海斯特·皮尔斯原本应该是金融监管的坚定捍卫者。她在凯斯西储大学法学院毕业,并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工作多年,2018年被特朗普任命为SEC委员。

加密行业的人士给了她“加密妈妈”的称号,因为她对加密货币的态度远比其他监管机构友善。然而在这次演讲中,她彻底揭掉了温和的面具,直截了当地表明立场。

“我们不能指望政府、企业或其他大型、冷漠的组织出于善意为我们提供隐私保护。”

这句话引用自埃里克·休斯1993年所著的《密码朋克宣言》。作为政府官员引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观点来批评政府,这一场面如同警察引用罪犯的话来挑战执法系统,颇为反常。

不过,皮尔斯并未止步于此。

她接着表示:“在法律设计缺陷或不足以保护我们的地方,技术可能会有所作为。”

这种说法听起来完全不符合公务员的形象,反而更像是在为技术革命呐喊助威。

万能大锤

皮尔斯的主要攻击对象是现行金融监控体系。

她首先严厉批评了“第三方理论”,这一法律概念允许执法部门在无需搜查令的情况下获取你与银行之间的交易信息。作为政府雇员,皮尔斯抨击自己的雇主将这理论视为通用工具。

“第三方理论是这个国家金融监控的关键支柱,”她直指现象的荒谬之处:银行可以利用加密技术保护客户数据不被盗取,但依据第三方理论,客户对这些加密数据却没有隐私期待。换句话说,银行可以保护你的数据不被小偷拿走,但政府却可以随意查看。

然后,她将矛头指向《银行保密法》。这部近60年的老法律要求金融机构建立反洗钱项目,实际上让银行成为政府的线人。

相关数据令人震惊。

在2024财年,32.4万家金融机构向政府提交了超过2500万份交易报告,其中包括470万份“可疑活动报告”和2050万份“货币交易报告”。

皮尔斯毫不客气地说:“银行保密法将美国金融机构变成了事实上的执法调查员。”政府营造了一种“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个”的氛围,这使得银行将所有可疑交易上传,从而导致海量无用信息淹没真正有价值的线索。

更令人惊讶的是,皮尔斯甚至批评了自己的单位。

SEC的综合审计追踪(CAT)系统能够监控股票和期权市场的每一笔交易,从下单到成交全过程都被追踪。她和同事形容这套系统为“反乌托邦监控国家的产物”。该系统不仅耗资如流水,到2022年底已耗费5.18亿美元,几乎是预算的八倍,更重要的是,它让成千上万SEC员工和私营机构人员可以随时查看他人的交易记录,而无需任何犯罪嫌疑。

设想一下如果FBI探员公开批评窃听法,或者税务官员为逃税辩护,皮尔斯此时则是站在了体制的对立面。

技术救赎

既然法律无法依赖,皮尔斯将希望寄托于技术。

她公开支持一系列隐私保护技术:零知识证明(ZK)、智能合约、公共区块链、去中心化物理基础设施网络(DePIN),如果你是加密货币领域的老手,对这些概念一定不陌生。

这些技术之所以受欢迎,是因为它们能够绕过传统中介。

零知识证明可以让你证明自己的身份或年龄,而无需泄露其他信息;隐私混合器能掩盖你的收入、捐款和购物记录;去中心化网络则完全排除中心化服务商。某些区块链自带隐私功能,像当年的私人电话线一样保护敏感信息。

皮尔斯更是表达了休斯在《宣言》中暗示的激进观点:必须允许这些技术自由发展,“即使有人会利用它们做坏事。”

这样的言辞从政府监管者嘴里说出,格外有分量。

她还引用了历史教训。在1990年代,政府出于国家安全考虑,试图将强加密技术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但是,互联网的发展离不开加密技术,一群坚定的密码学家进行了抵抗,并最终说服政府允许民间自由使用加密技术。

PGP软件的开发者菲尔·齐默曼便是当中的英雄。

正是由于他们的努力,今天我们才能安全地发送电子邮件、进行网银转账、进行网络购物。皮尔斯将隐私保护提升到宪法的高度。她引用最高法院大法官布兰代斯的话:“当政府的目的是出于善意时,我们就更应该警惕自由的保护。”

她呼吁政府保护民众的权利,“不仅要有私密的交流,也要能私密地转移价值,正如在第四修正案制定时代人们使用现金交易一样。”

“人的尊严在于她能够决定向谁透露自己的信息。”

她强调,“美国人民与政府都应热忱地保护人们享有私人生活和使用隐私技术的权利。”

这场演讲的时机尤其恰当,正值Tornado Cash联创始人Roman Storm受审,此案恰是政府打击隐私技术的典型案例。皮尔斯明确表示:“开源隐私软件的开发者不应对他人如何使用他们的代码承担责任。”

比极客更激进

有趣的是,皮尔斯与休斯的观点并不完全一致,甚至显得更加激进。

休斯在《宣言》中写道:“如果两方进行交易,每一方都会记住此次互动,谁能够阻止呢?”这实际上是在为第三方理论辩护,认为既然用户将信息提供给银行,银行就有权告知政府。

但皮尔斯则正是批评这一理论,认为即使信息在第三方手中,个人仍应保持对隐私的控制权。

这种分歧颇具趣味,休斯作为技术无政府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实时的残酷;而皮尔斯作为体制内人士,却要求更为全面的隐私保护。

在我看来,这或可称为“皈依者狂热”,如同那热衷于传教的韩国基督教徒。

当然,作为监管者,她深知现行系统的问题,长期的监管经验让她意识到,真正的保护可能并非来自更多监管,而是技术本身所提供的解决方案。

然而,改变社会观念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休斯曾说过:“要实现隐私的普及,它必须成为社会契约的一部分。”

皮尔斯也承认这个挑战。每次当她批评金融监控时,总会有人反驳:“我又没做坏事,政府的监控抓住坏人有什么不好?”对此,她引用隐私学者丹尼尔·索洛夫的话进行反驳:“这种‘我没有隐私’的论调代表了一种狭隘的隐私观念,故意忽视了政府监控项目带来的其他问题。”

三十多年前,休斯曾写道:“我们密码朋克寻求你们的问题与关切,希望能与你们对话。”

三十年后,皮尔斯通过这场演讲回应了这一呼吁。

与其他人相比,皮尔斯的身份矛盾使得这场演讲别具吸引力,一位监管者为被监管的技术摇旗呐喊,政府官员引用无政府主义者的话来批评政府政策,传统金融体系的守护者为去中心化革命站台。

如果休斯今天仍在世,听到皮尔斯的演讲,或许会感到欣慰,并会说:“你是我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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