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司法解释扩大了“掩隐罪”的规制范围，细化了认定和量刑标准，并对虚拟货币交易和平台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币圈从业者需警惕刑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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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几天，“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对2015年的旧司法解释（2021年修订）做出了多项重要修改。

一、新解释出台的历史沿革

自1979年刑法规定了窝赃销赃罪以来，我国刑法已经建立了以第191条洗钱罪为核心条款、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为一般条款，以及第349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或毒赃罪为补充条款的洗钱类犯罪规制体系。其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实践中案件数量最多的洗钱类犯罪，仅在2020年至2024年，检察机关起诉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案件就达23.02万件，人民法院审结的案件数量为22.09万件。

在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发布了《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号），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及犯罪形势的变化，旧解释逐渐显露出许多新问题，无论是在电信网络诈骗、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的频发，还是司法适用中的不同理解，都迫切需要新的解释。因此，在2025年8月25日，“两高”发布了新的司法解释，以回应对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治理的需要。飒姐团队将在后续部分通过表格形式给大家展示新旧解释之间的变化，同时解读这些变化背后的深意。

二、一表说清：新旧司法解释的范式对比

通过表格对比可以看出，新解释的核心改动主要可以归纳为三个方向。

第一是扩大规制范围，将其他财产性利益纳入犯罪所得的范畴，并以“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来界定犯罪方法，这将覆盖包括虚拟财产处理、跨境资产转移等新型犯罪形态，填补了传统条款的空白。

第二是细化认定与量刑标准，明确“明知”需结合行为人接触的信息、交易异常情况及职业经历等综合判断，避免主观推定过宽，同时区分上游犯罪类型，设置“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包括“五百万元”和“ Fifty万元”两个档次，搭配具体情节形成“数额 + 情节”的双重判定规则，从而解决旧解释量刑中“一刀切”的问题；

第三是完善特殊情形与从宽规则，新增单位犯罪的“双罚制”，明确即便上游行为人未到案或已死亡也可认定为本罪，同时优化了从宽条款，补充“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具有较大作用”的从宽情形，以兼顾司法适用的完整性与灵活性。

这些调整具有显著价值，既精准应对新型犯罪手段，为切断上游犯罪“赃款处理链条”提供支持；又通过精细化规则平衡打击与保障，统一司法标准，以提升涉洗钱类犯罪办案质量和效率，推动反洗钱及涉网犯罪治理的落地。

三、新解释下币圈将何去何从

在与新解释同步发布的六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典型案例中，第一个案例涉及犯罪人安某某等三人在OKEX交易平台上将电信诈骗集团的犯罪所得转换为虚拟货币，从而实现资产转移，最终被判处两到三年的有期徒刑。法院在审理过程中依据新解释的第一条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法”作出了解释，这意味着“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包括“跨境转移资产”等多种方式都在其列。

可以看出，第一条是新解释中对币圈影响最大的规定。“任何行为手段”意味着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在调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不再受限于有限的几种掩饰、隐瞒形式，而是聚焦于行为手段的实际内容，是否足以起到掩饰、隐瞒作用。如果行为人通过买卖稳定币等虚拟货币来“洗白”手中的犯罪所得，同样会被视为刑法规定的“其他方法”，从而构成犯罪要件。而相关服务的经营者也可能因为放任该交易的进行而面临刑事风险。

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的人，需要特别注意那些不明人士通过付费方式希望你协助购买虚拟货币的行为，以防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协助犯罪人通过虚拟货币的买卖转移非法资产。尽管新解释第二条对于“明知”这一主观要件设定了综合判断标准，避免了过于宽泛的推定，但由于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的人对于相关行为通常具有较为专业的理解，因此即便无意中帮助他人洗钱，依然存在被判断为明知的风险。

对于经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服务提供者而言，新解释赋予其更高的注意义务，因为“明知”的判断标准中包括交易行为和资金账户的异常、行为人的职业经历等因素。由于平台经营者拥有较强的专业知识，如果未能合理地监控平台中的异常虚拟货币交易，有可能面临被推定明知的刑事风险。因此，在新解释发布后的进一步执法中，经营者应及时为平台设立异常交易和账户的监控机制，以避免被认定为放纵平台内的洗钱行为，从而确保平台的合规和安全发展。

写在

总体来看，新解释通过扩大认定范围、细化判断标准以及优化从宽机制，既实现对新型掩饰、隐瞒行为的“全规制”，又避免了刑事打击的扩大化，精准织密了治理法网。

从更深层次看，这一修订不仅是对犯罪形态变化的“及时雨”，更体现了我国在打击洗钱类犯罪方面思路的升级，即从“重打击数量”转向“重打击质量”，从“单一标准裁判”转向“综合风险评估”。对公众而言，它是清晰的法律警示；对司法实践而言，则是精准的“办案指南”，使得定罪量刑更贴合社会危害实际，最终为维护经济秩序、保障司法权威筑牢法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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