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司法解释扩大了“掩隐罪”的监管范围，细化了认定和量刑标准，同时对虚拟货币交易和平台提出了更高的合规要求，因此币圈从业者需提高警惕，以防范潜在的刑事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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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前天，“两高”发布了《关于办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25〕13号），对2015年的旧司法解释（2021年修订）进行了多项重要改动。

一、新解释出台的历史沿革

自1979年刑法规定窝赃销赃罪起，我国刑法已经建立了以第191条洗钱罪为核心条款，第312条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为一般条款，第349条窝藏、转移、隐瞒毒品、毒赃罪为补充条款的洗钱类犯罪规制体系。其中，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是实践中数量最多的一类洗钱类犯罪，从2020年至2024年，检察机关共起诉此类案件23.02万件，人民法院审结一审案件22.09万件。

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关于审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犯罪所得收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法释〔2015〕11号），为司法实践提供了重要指导。然而，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和犯罪形势的变化，旧解释逐渐显露出许多新问题，包括电信网络诈骗和网络赌博等上游犯罪的频发，以及司法适用中的分歧等，因此迫切需要新解释的出台。2025年8月25日，“两高”发布了新的司法解释，以回应治理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需要。飒姐团队也将在下面的部分通过“一表流”的方式带大家了解新旧解释之间的变化，并解读这些变化背后的意义。

二、一表说清：新旧司法解释的范式对比

通过表格对比可见，新解释的核心改动可以归纳为三个主要方向。

第一是扩大规制范围，将其他财产性利益纳入犯罪所得的范畴，以“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来界定犯罪方法，覆盖虚拟财产处理、跨境资产转移等新型犯罪形态，填补传统条款的覆盖盲区；

第二是细化认定与量刑标准，明确“明知”需结合行为人接触信息、交易异常情况、职业经历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避免主观推定过宽。此外，区分上游犯罪类型，设置“情节严重”的数额标准，“五百万元”和“五十万元”两档，搭配具体情节形成“数额 + 情节”的双重判定规则，解决了旧解释在量刑上“一刀切”的问题；

第三是完善特殊情形与从宽规则，新增单位犯罪的“双罚制”，明确即便上游行为人未到案或已经死亡，仍可认定本罪，并优化从宽条款，补充“配合司法机关追查上游犯罪起较大作用”的从宽情形，以兼顾司法适用的完整性与灵活性。

这些调整的价值显著，既精准响应新型犯罪手段，为切断上游犯罪的“赃款处理链条”提供支撑；又通过精细化的规则平衡打击与保障，统一司法标准，助力提升涉洗钱类犯罪的办案质量与效率，同时推动反洗钱及涉网犯罪治理落地。

三、新解释下币圈将何去何从

在与新解释同步发布的六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的典型案例中，第一个案例就是犯罪人安某某等三人通过OKEX交易平台将电诈集团的犯罪所得变换为虚拟货币，进而实现资产转移，最终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到三年。法院在审理过程中运用了新解释第一条对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条规定的“其他方法”的解释，即任何足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行为手段，包括“跨境转移资产”等多种方式。

从这个案件可以看出，新解释中对币圈影响最大的规定是“任何行为手段”。这意味着在调查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时，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不再受限于有限的几种掩饰和隐瞒形式，而是聚焦于行为手段的实质内容，是否足以达到掩饰、隐瞒的效果。如果行为人通过交易稳定币等虚拟货币来洗白犯罪所得，同样会被视为刑法规定的“其他方法”，从而构成犯罪。而提供该类服务的经营者如果放任该交易进行，也可能面临刑事风险。

对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的人来说，应当警惕不明人士以有偿形式希望协助购入虚拟货币的行为，避免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帮助犯罪人转移非法资产。尽管新解释第二条对于“明知”这一犯罪主观要件设立了综合判断标准，不再一刀切地推定明知，但由于从事虚拟货币交易的人对该行为拥有较为专业的理解，即使无意帮助他人洗钱，仍然存在被判断为明知的风险。

对于经营虚拟货币交易平台的服务提供者而言，新解释赋予了他们更高的注意义务，因为明知的判断标准中包括交易行为和资金账户的异常、行为人的职业经历等。平台经营者因为具备较强的专业知识，若未能合理监控平台中的异常虚拟货币交易，可能会面临被推定为明知的刑事风险。因此在新解释发布后的后续期间，经营者应及时建立异常交易和异常账户的监控机制，以避免被认为是放任平台内部的洗钱行为，从而确保平台的合规与安全发展。

写在

总体来看，新解释通过扩大认定范围、细化判断标准、优化从宽机制，不仅实现了对新型掩饰、隐瞒行为的“全面规制”，还避免了刑事打击的扩大化，精准织密了治理法网。

从更深层次看，这一修订不仅是对犯罪形态变化的“及时雨”，更体现了我国打击洗钱类犯罪的思路升级，即从“重打击数量”转向“重打击质量”，从“单一标准裁判”转向“综合风险评估”。对公众而言，这是一种清晰的法律警示；对司法实践而言，这是精准的“办案指南”，使定罪量刑更贴合社会危害实际，最终为维护经济秩序、保障司法权威筑牢法律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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