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身份系统未能覆盖全球27亿没有智能手机的人群。为了真正实现包容性，离线认证和同伴签名凭证必须为这些未连接用户提供服务。

观点作者：Nanak Nihal Singh Khalsa，Holonym基金会联合创始人

在推动人类进步和改善生活的过程中，我们常常面临的问题远远超过我们能够解决的。

这形成了一个源于人类起源的意外后果-循环。例如，穴居人发明武器以协助狩猎和采集，但这些武器反而成为冲突和战争的工具。同样的循环在不同的时代不断重演，如果任由其恶化，后果将难以预料。

我们现已进入数字时代，关键的系统和基础设施都在追求连接互联网的途径。身份系统正是人权和个人自由的交汇点，它关系到每个人的生存和尊严。失去身份意味着可能的“生命终结”，无论是字面还是比喻。

然而，现代基础设施在无意间剥夺了部分人群的权利——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

当前的数字身份基础设施，如密码学系统和零知识证明（ZK proofs），通常只适用于拥有智能手机和互联网的用户。这意味着约有27亿人没有智能手机，约26亿人仍然处于离线状态。如果我们的身份体系不能覆盖这部分人群，那么它就不能算是真正的“身份系统”。

无国籍的密码学身份

越发明显的是，我们在数字身份方面走向的方向可能引发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为了避免这一趋势，我们必须优先构建具备可访问性和包容性的身份架构，同时限制监控、非人化和侵犯人权的可能性。

理想的系统应在弹性、低基础设施环境中运行——例如，缺乏持续连接或电力供应的地区。幸运的是，相关技术已经存在。

离线认证

利用二维码、NFC卡或者本地网状网络（Mesh Network）进行的离线认证，可以在没有互联网和稳定电力的条件下实现身份验证，极大地提高了数字身份的可及性。

同伴签名凭证

同伴签名凭证可以作为传统由公司或政府颁发的身份凭证的替代方案，提供真正去中心化的身份验证方式。

这些工具为建立以人为本的数字身份系统提供了新的路径，既减少监控和非人化的风险，又增强了系统的可访问性和可靠性。

现行系统的缺陷

最新的数字身份系统存在最大的问题——它们无意中强化了传统体系的弊端，如非人化、剥削和不可达性，尽管表现形式不同。

以传统的国民身份证或SIM卡为例，其最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政府分类和管理公民。然而，随着时间推移，它们不仅排除没有相关证件的人，还增强了监控能力，形成了集中的控制点。在许多地区，这些系统让个人几乎无法追索过度的监控行为，它们通过赋予政府监控的能力而破坏了隐私权益。

类似的情况也在现代数字身份中出现。生物识别技术虽然个性化了身份验证、防止冒名顶替，但引发了对数据安全和商品化的担忧。一些生物识别数据的提供者甚至通过金钱诱惑，从中剥削发展中国家的用户。

区块链基础的系统部分解决了访问性的问题，因为它们通常对“了解你的客户”（KYC）要求较低，更适合没有传统身份证明的用户。但这些系统也存在采纳成本和隐私风险：大多数公共区块链交易是公开的，可能暴露交易历史，增加隐私泄露风险。此外，复杂的技术门槛也使经验不足的用户易于犯错或者被剥削。

归根到底，许多系统在保障隐私和无障碍访问之间尚未实现平衡。数字身份解决方案应在保护用户隐私、防止审查和促进普及之间找到合适的平衡点，无论用户是否拥有“标准”的证件或工具。

加密货币和区块链行业的认知

区块链和加密货币技术的潜力不在于吸引更多工程师或风险投资，而在于它们能否在不损害无国籍者、无证件者和离线者的安全、尊严与自主权的情况下，为他们提供服务。

迈出第一步，是用可验证、同伴锚定的系统取代依赖集中的基础设施。尽管加密货币倡导去中心化，但距离真正实现这一目标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在难民营、战区或偏远地区，这些基础设施的缺失让去中心化的理想实现变得尤为紧迫与困难。要在这些环境中建立有效的身份系统，显然需要依赖可信发行者、云服务或智能手机都不可用的“离线”解决方案。

如果加密技术希望证明其真正价值，就必须停止只在理想环境下运作，而应在边缘地区、系统崩溃时依然保持功能。它应投资于在极端环境下依然可用的基础设施，而非仅在条件良好的地方。

此刻，正是我们明确未来数字身份基础设施方向、避免历史重演或迎来反乌托邦局面的关键时刻。身份不应被武器化作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压制工具。

观点作者：Nanak Nihal Singh Khalsa，Holonym基金会联合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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